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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谈兵,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典故。战国时代的大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连父亲都说不过他。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君主请赵括取代廉颇带兵,结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败,四十万人被秦兵坑杀。后人把赵括这种言过其实的行为,称为纸上谈兵。代指不切实际的空谈。

 

这个成语流传非常广泛,但如果仔细想想,它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矛盾。

赵括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战国时代。而纸这种东西最早出现,是在西汉初年,真正大行于世,要等到东汉蔡伦的发明。战国时候没有纸,自然更不可能有纸上谈兵这种修辞。就算赵括再夸夸其谈,也只可能是简上谈兵、帛上谈兵。

 

那么纸上谈兵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又是怎么和赵括发生联系的?

 

关于赵括最详细的记载,是《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里面没有提及任何纸、简或者谈兵的字眼。此后历朝历代的人,都把赵括当成是志大才疏的典型案例——但不过无论评价有多狠,并没有人说赵括“纸上谈兵”。

 

他们对赵括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修辞元素上。

 

一是“读书”。比如蔺相如对赵括如此评价:“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 勉强算是最接近“纸上谈兵”意象的原话,但载体不是纸,而是书。

 

唐代胡曾有《咏史诗·长平》:“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 即是从蔺相如的这句话中化用。明代的大戏曲家王骥德在谈论作曲原则时,也曾拿赵括做比喻:“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

周亮工对此评价得更不客气:“今日挺之真有子,当年赵括岂无书。”

 

到了清代,周寿昌有诗云:“赵括论兵事,安石秉国钧。读书岂不多,卒误国与身。” 诗作立意姑且不论,至少能看出赵括和“读书”这元素之间,已有了一个稳固的习惯用法,贯穿唐宋元明清几大朝代。

 

除了“读书”之外,另外一个修辞元素则是“谈兵”。

“谈兵” 本身并无褒贬,但如果前缀加上赵括的话,意思与如今的“纸上谈兵”几乎契合。

 

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李白那句“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 指的就是他。他给别人写碑文,里面有一段文字颇为有名:“赵括论兵,多阙旧学,班固述史,实赖家书。”

 

到了宋代,兵法大师何去非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也专门提了一笔:“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 南宋刘克莊也有同样的用法:“昔者赵括谈兵,父不能察,而秦兵轻之。”

 

当然,这个用法也并非一成不变。徐梦莘在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二里,提及种师道时,称赞其是“持重名将”、“不以口击贼者”,马上后面接了一句“昔赵括论兵,其父奢不能难,而奢谓括必败”。这是把“空口”和赵括建立起了联系。

 

到了元代,名臣张养浩曾在一份奏书中,对赵括谈兵的意义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释:“夫以赵括谈兵,意其料敌制胜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败者,正以两军之交,千变万化,未尝躬历其险,欲以三寸舌为战胜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

 

在这个阐释里,赵括除了谈兵之外,还多加了一个“三寸舌”的要素,其实是徐梦莘“空口”的变化之一。

 

后来这种用法在明代又产生了一个新变化:“不曾上马杀贼,安得哆口谈兵。”

这话是杨嗣昌说的,“哆口”即“开口”。大概他是感于自己在前方杀贼拼命,后头一群朝廷大员汹汹议论,才有此感慨。在他心目中,大概满朝皆是赵括,才有此感慨。

 

无论变化为何,总之“赵括谈(论)兵”这个组合,和“赵括读书” 一样,已经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义。用清代赵藩在《邯郸杂咏》里的总结就是:“赵括谈兵计以疏”。历代说起赵括,无非谈兵、读书、论兵、辩博、狂躁、侈谈、口舌、徒读等语。

 

但这些修辞,始终跟纸没什么关系。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纸上谈兵”又是怎么回事。

 

“纸上谈兵”,是把“不切实际”的抽象意义具现化到了“纸上”,从而构成一个隐晦的比拟,并明确指向军事专业。

 

北宋晁说之有一首《悲秋》:“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笔秃却谈兵。” 元常指的是三国书法和军事双料名家钟繇。诗中虽然没提到纸,但却用了“笔秃”来和”谈兵“做对比,暗指一事无成,与作者前句自嘲“一生成底事”正好呼应。

 

在晁说之这两句诗里,已经隐隐约约地完成了“纸上谈兵”的结构设计。就看后人何时完成“纸上”的修辞进化,然后把“笔秃”替换掉了。

这个进化过程,要到南宋。《朱子语类》里曾有教诲:“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称之为“纸上说”。

 

同一时代的吕祖谦,也有类似的说法:“要得亲切,须是论世。论者讲论之谓,若不讲论,只是纸上说。然自秦汉㸔虞唐,以变诈之人看淳厚之时,如何看得,必须是身处唐虞之时,与尧舜皋陶之徒为友,方是尚友。”

 

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纸上说” ,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不切实际的贬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代表是他们俩发明的,只能证明在那个时代,这类用法已发展成熟,随口流行。

 

结构和意象都已成熟,就看什么人能把它真正采撷下来,明于之书了。

时间到了元末明初,当时有一位大儒叫做刘如孙。当时在他的《湘南杂咏》里,曾写过这么两句“鄂垣仅有湘南地,朝野犹夸纸上兵。” 他汲取了晁说之的结构设计,把朱熹、吕祖谦在学术领域的“纸上”贬义用法,第一次扩展到了军事专业。

 

于是在他手里,“纸上兵”终于出现在中文之中——不过仍旧和赵括一点关系也没有。

 

刘如孙开了这个先河之后,有明一代,“纸上兵”的用法频频可见。郭之奇自称“臣怯於师中,而勇于纸上。” 石文器有“谁筑道傍舍,难筹纸上兵。”

 

“纸上谈兵”在这一时期还衍生出一个变化:想想看,纸上谈兵 ,那么谁看纸看得多呢?自然是书生,所以书生谈兵,一样不靠谱。

 

陈子龙就自谦过,说“本职以书生谈兵,未协人望。” 葛麟亦有云:“臣以书生谈兵,宜为人笑”。到了黄克缵 《数马集》里,终于把这两种变化同时应用:“书生谈兵,不过纸上空言。”

 

有意思的是,越到晚明,这个用法越频繁。可见朝政不靖,大家都被同僚上峰的纸上谈兵伤透了心。

 

两朝领袖钱谦益攒过一部《历朝诗集》,里面收录了刘如孙《湘南杂咏》,他对“纸上兵”这个用法印象很深刻。后来钱谦益给卓尔康写墓志铭,还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详于武备,人皆易之谓“纸上兵法”耳”——不过这个算是贬义褒用。

 

有他带头,清代这种用法就更多了。华长卿有诗:“挟策休谈紙上兵,鬓眉豪气尚纵横”。黄文暘有:“遂成法家案,豈等帋上兵。” 等等等等。

 

谁最先把“纸上兵”变成“纸上谈兵”,已不可考,但大抵应该是在雍乾之间。目前能看到的“纸上谈兵”这四个字出现的最早记录,几乎都在这一时代。比如保培基的《西垣集》,黄云渡的评价里就明确用了“纸上谈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语:“观其摺奏情词。不过纸上谈兵。其于实在机宜。未必有当。”

 

更别说《红楼梦》七十二回,黛玉湘云在凹晶馆联诗,妙玉把诗续完,黛玉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

 

可见这句话在雍乾之间已成为习语,从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乐乎——但从来没人把它和赵括联系起来。

 

“纸上谈兵”和“赵括谈兵”,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路径。两者虽然略有渊源,但始终并行不交。它们之间,只有一个“书生谈兵”的用法,勉强可以作为联系交集。

 

两者之间的最早接触,是在明代。徐渭有自叙云:“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使其有心于时,纵无实用即如赵括之空谈,亦谁为禁之者。” 这是以“纸(笔)上”喻空谈,并且联系到赵括的最早例证。不过徐渭的“笔之于书”,是实指而非虚指,所以硬说两者有关系,颇为勉强,最多算是个苗头。

 

“纸上谈兵”和“赵括谈兵”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差不多要到晚清那会儿。朱云锦的《豫乘识小录序》:“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谓某宜设屯田。某宜列堠戍。则尤为印板兵法。无异赵括之读父书。”

 

所谓“印板兵法”,其实是纸上谈兵的另一种表达,朱云锦在这一个修辞的后面,接了一句“无异赵括之读父书”,终于让两者发生了碰撞。赵括纸上谈兵,已隐隐要现出身形来。

 

同一时代的沈葆桢,也加了一把火:“以武乡侯之谨慎图功,尚因轻信马谡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赵括能读父书而陷长平。昭远自比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称奇士竟至一败涂地,房琯自夸车战不过纸上谈兵。”

 

殷浩是东晋清谈名士,能言善辩,但领兵打仗一塌糊涂;房琯是唐代宰相,带兵打仗时非要实行春秋车战之法,以牛车两千乘进攻,结果被叛军打成猪头。沈葆桢把赵括、马谡、殷浩、房琯四个归为一类,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实战无能之辈,虽然“纸上谈兵”特指房琯,其实也同样在说其他三人。

 

这就几乎是在赵括和纸上谈兵之间划上等号了。毕竟这里面赵括名气最大,输的最惨…

 

从此之后,“赵括”慢慢地和“纸上谈兵”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固定搭配,广为人知。究其本源,可以说是“赵括谈兵” 和“纸上空谈”两组不同结构的相似语意在晚清交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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