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读历史论文,和看一部惊险推理小说差不多。

研究者们像一群执拗的侦探,在重重迷雾里穿行。眼看山穷水尽,却突从一处不起眼的蛛丝马迹中求得转机。霎那间,所有的困惑烟消云散,眼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且不说其学术价值如何,单是探查过程本身的曲折与巧妙,就足以让旁观者为之陶醉。

一次偶尔的机会,我从仇鹿鸣老师那听到一个关于简牍学的学术突破。这个领域略生僻,但这个发现的精妙之处,着实令人拍案叫绝。后来我按图索骥,找来相关资料阅读,越读越发现这其中深藏的趣味。因此我不揣外行,尽量用浅显的方式,把围绕这个学术突破的来龙去脉分享给大家。

要想说清这个故事,得先从孔子的“韦编三绝”讲起。

孔子所处的时代,纸还没发明,承载文字的载体是用木、竹以及少量的绢帛。以木板为书的,叫做“牍”,也叫“方”或者“版”;以竹片为书的,叫做“简”。

这个“简”,指的是单片竹简,最多能写二三十个字。如果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要分成许多片竹简来写。这么多竹简,必须要装订在一起,才能方便阅读、携带或收藏。古人的做法是:先把这些竹简按照简文排列好次序,拿起最右边的一枚,用两根或三根编绳卡在上下两端和中间,缠绕两圈,打结;再把第二枚竹简紧贴着结绳处,继续缠绕,打结。就这么一枚一枚地系在一起,就像是编一片草帘子。

全部编好以后,以最后一枚简为中轴回卷,层层叠压,最终呈一个圆柱形,称为策,也叫“册”。这个“册”字的形状,正是一根绳子穿过两枚竹简的样子。后世所谓“书卷”,也是从这种折叠方式而来。

卷好之后,还要在第一根简的背面写上篇次,第二根简的背面写上篇名。这样一来,拿起竹卷,这两条简背恰好露在最外面,便于查找。

竹简成书的关键,在于编连。而编连用的绳子质地,很有讲究。王室和大贵族,会用丝线,叫做丝编;士人阶层则用皮绳,叫做韦编;再低端一点的,会用麻、藤、蔺绳等;再低一点的穷苦大众……呃,他们反正不识字,不用为这个发愁。

所以“韦编三绝”的意思,是说孔子读书太勤奋了,反复翻阅,结果连编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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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夫子勤奋令人敬佩,可仔细想想,这个善后工作也挺头疼的。可以想象一下,绳子断开以后,整卷竹简就这么“哗啦”一下散落在地,乱成一团。孔子他老人家,还得猫下腰,不厌其烦地把竹简一片片捡起来,再拼回去。

他老人家典籍读得熟,把一册书拼回去毫无压力。但如果是几千年以后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可就麻烦了。

要知道,在纸张出现之后,竹简没有马上被弃用,两者并行用了很久。一直到三国时期,竹简还用的很频繁。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竹简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华文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累积了大量的简牍记录。其中极少部分被转抄到纸张上,得以流传后世,还有一部分则深藏在地下,偶尔会被挖掘出来,重见天日。这些简牍里蕴藏着传闻已久的散轶文献和前所未见的原始档案,是一个无可取代的文化宝库。

可问题是,竹简可以保存很久,但编绳却不会。无论丝线、熟皮还是藤麻,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朽成灰,然后竹册就散了。

我们以为竹书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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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部分简牍在出土时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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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者们拿到这些宝贵的文献记载时,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把散碎残缺的竹简拼回正确的顺序。顺序对了,才能显示出正确的文献内容,否则没法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项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拼图游戏。研究者必须充分利用出土简牍的每一点信息,把拼图完成。

最简单的排序法,是按照页码去排列。

比如《清华简》里有几篇竹书,简背标有现成的编号。学者们只要叼着牙签把编号排一排,这事就解决了,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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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华简里的《筮法》局部,因为使用了表格和图案,拼起来毫无压力)

可惜这样的简牍实在太少了,不能指望每个古人都这么体贴。

于是学者们又想到了另外一种排序法:根据简文进行拼接。先释读出文字,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连贯竹简。

工作原理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次序和文字其实是互为因果,上古文字又比较暧昧,不同次序解读出的意思,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说,1994年上博从香港抢救回一批战国楚简,统编为《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专家从这套楚简里释读出一大堆价值极高的文献,比如《诗论》,作者可能是孔子或子夏,还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周易》、最早的道家散轶文章《恒先》、三十九首战国曲目和一些零散的战国逸诗、逸兵书等。

在这些收藏里,有一篇叫做《讼城氐(容城氏)》,一共53枚竹简,记录了上古帝系二十多位帝王的名字。其中第32号简,上面写的是“以壤于□□□,曰:德速蓑”。(这个编号是指竹简入藏时的档案号,不是序列号)

那三个□□□,非常模糊,无法确定是什么字,甚至无法确定是两个还是三个字。所以这枚简到底该摆在哪里,一直存于争议。

有学者认为,这个32号,应该摆在34号和35号之间,变成这么一段话:“禹于是乎让益, 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34】, 入焉以行政。於是於(乎)始爵而行禄,以壤于来,亦迵,曰德速蓑。【32】”

其中□□□的三个字,应该释读为“来,亦迵”。

这个“壤”,读成让,即禅让。大禹按规矩禅让给伯益,但他的儿子启讨伐伯益,自立为王,把禅让制变成了血亲继承制。这里记录的,正是禅让制终结的全过程。叙述者对启的行为颇有微词,这个道德观也符合传世文献里的说法。

可是很快又有人觉得,这么排列有问题,特别是“以壤于来,亦迵,曰德速蓑(衰)”这段话,殆不可解。启都夺权了,怎么还会“让于”这个叫“来”的人?亦迵又是什么意思?最后那句“德速衰”的评语,到底是谁说的?

一位学者仔细研究了32号简上的“□□□”三个字,觉得有点眼熟。他回过头去,在前面的4、5、6号简上面找到这么一段记载:“禽兽朝,鱼鳖献,又吴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 结合上下文,这段话是在描述尧之前的一位贤王。其中“又吴迵”三个字,应该释读为“有虞”,“又吴迵”也即有虞氏一位叫迵的人。

而32号简上的“□□□”三个字,根据他的释读,其实不是“来亦迵”,也不是“吴亦迵”,更不是“吴亦凡”,而是和456号简上写的一样——“又吴迵”。

按照这个猜想,他把32号简排在4号之前,接续后文的大概意思是:这位有虞氏的迵,受了某位先王的禅让,登基为王。禽兽都来朝拜,鱼鳖也在献纳。迵的治世持续了十九年,然后禅让给了尧。尧后来又禅让给了同样出身于有虞氏的舜。

这样一来,在尧舜禹之前,又多了一位叫迵的王。而且在他背后,隐然浮现出一个上古大族有虞氏,先后几任王都是出自该部落。

当然,关于“又吴迵”三个字的释读,还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那三个字应该释读成“有无终”,是楚国神话里的部族名;还有人觉得“又吴迵”的意思是“有无通”,恰好和“禽兽朝”、“鱼鳖献”形成一个排比,是赞颂贤王统治的词。

每一次不同观点,都会让32号简的位置发生一次变动,形成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些说法谁对谁错,不是业余人员能够判断。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靠文意去猜测简序,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

研究人员还需要新的侦察手段来帮忙。

比如说:笔迹。

每个人的笔迹都不同,而一部书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概率比较高。所以通过核对竹简上的书法风格,可以初步判断其归类何在。

在郭店楚墓里,曾经出土过一篇《性自命出》的简书。这是一篇儒家文章,探讨形而上的哲学道理。研究者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前面36枚竹简,是谈论礼乐;从37到67,却开始讨论起性情和处世哲学。

有人提出来,这可能是两篇独立文章,被误凑到一起来。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前一半每简是22.9个字,后一半每简24.2个字,字形大小有着微妙不同。再进一步观察,前一半的笔记很潦草,蘸墨比较充足,所以笔画显粗;后半部的笔记用墨少,笔画细而拘谨,一看就是出自两个人之手。

而且学者还发现,有三个字:见、勇、主。在前一半和后一半的写法不太一样。据此判定,这是分别出自两人之手的文章,不宜视为一卷。

可见只要笔迹分析得当,可以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书法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手段:标点符号。

中国古代没有规范的标点符号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标点符号。古人读书,往往会自创一系列符号,以方便书写或阅读。

比如睡虎地秦简里有一封家信,信末写了一个“急”字,下面加了四个点。这就是重文符,每两个点代表重复前一个字,所以这封信结尾写的是:“急急急”——看来这是真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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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说清华简里有一篇《金縢》,这是楚国贵族教育用的读本,可能老师随教随点,加了很多符号,在末简末字的右侧,加一个带钩的短横,像是一个小墨钉,表结束之意,这就相当于句号了。

这些符号对于竹简的排序,有时候能起到关键作用。上博的《柬(简)大王泊旱》简里的第16简,原来一直不太清楚其位置在哪。后来研究者发现,在16简的末端,有一个小墨钉,和很多楚简上的结束符一样,因此判定它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有这个作为锚点,其他工作就能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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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标点符号还奇妙的,是一种叫做简背反印字迹的线索。

咱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写完一页纸,翻过一页去压住,因为墨迹未干,就会有字反印到另外一页。

竹简也会碰到同样的事。

如果书写人是个急性子,写完立刻收卷,一枚枚竹简就会叠压层卷在一起,会在相邻竹简的背面留下文字镜像墨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这些镜像墨迹的竹简一一对应上,那就能复原出竹简在收卷时的正确位置,排序也就迎刃而解了。

岳麓书院藏秦简《状四种》卷册一,就是一个典型的简背反印字迹案例。它在入库时,次序已经完全散乱,但通过这些反印墨迹,研究人员成功地复原了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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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拼图,玩乐高还差不多。

可惜的是,简背反印字迹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没法提供太多普遍意义的帮助。

既然文字给出的参考不够,研究人员们便开始把目光投向竹简文字之外的线索。

这就像是勘察一个凶案现场,凶器和死者固然重要,周围环境的种种蛛丝马迹也不能忽略,它们往往也能提供重要线索,迅速破案。

比如竹简本身。

竹简的长度很有讲究,不同性质的内容,所用简长不同。郑玄特意说过,六经用二尺四寸简,孝经用一尺二寸简,论语用八寸简。不过这是汉代的规矩,在这之前,竹简的长度并不统一,长长短短都有,长如上博《性情论》,有57厘米;短如阜阳双古堆《儒家者言》,只有11厘米。

古人加工精度低,做竹简得依着原材料来,不同批次的竹简,切削的尺寸会有微妙差异。对比竹简的宽窄、长短乃至厚度,至少能判定是不是一套。

还有,工匠在处理竹简时,需要进行烤灼以去除水分,防止虫蛀。这个过程会让水分浮现在竹简表皮,如同出汗。这个现象,刘向说在陈、楚一代被称为“汗青”,吴越则称为“杀青”。后来这两个词都流传下来了,并被赋予了新的意思。

无论杀青还是汗青,烤灼的时间长短会导致竹简的颜色有所差异。从色差这个维度,亦可以粗略判断竹简的来源。

同样的参考物,还有简端。古人在加工竹简时,会修治一下它的端头,有圆端、梯端、平端、尖端等等。看简端属于哪一类,也能粗浅地分析出其归属所在。

甚至连竹节,都能够成为重要的参考。

工匠在制作竹简时,会先截一段竹筒,然后竖劈成数枚竹简。如果竹筒上有竹节的话,那么同一批竹简的竹节位置,应该都相同。

像是清华简里有《程寤》一书,一共有九支简,每支简的简背竹节,都在同一位置,说明这九支是同一分组而编的。

不过这个只能作为旁证,因为它只能够证明竹简是同一批次出品,未必是同一批次编联。

真正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自于竹简上的小小缺口。

前面说了,竹简是用编绳横串在一起,一简打一绳结。但这种绳结,只能让竹简左右不散,却没法保证上下窜动。一窜,竹书上下就对不齐,甚至单片脱出。

于是古人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天才的办法:他们会先在竹简左侧或右侧切一个三角形的小契口,然后用编绳在契口上缠上两圈,再打结。这样一来,编绳被卡在契口里,便不会上下乱动了。

一般来说,编绳会在竹简的头、脚各编一道,如果简特别长,还会中间再编一道,这些编绳都必须保持一条直线,横跨每一枚竹简。所以同一册竹简的契口,也一定会位于同一位置。

历经漫长的时光之后,编绳烂朽,契口却能保留下来。我们把这些竹简搁在一起,观察它们的契口编绳位置,如果能对齐成一条直线,那说明必然出自同一册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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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切契口,只是为了装订方便。他们可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缺口,成为日后竹简研究重要的参考痕迹。

更重要的是,契口这一特征并不罕见,普遍存在于诸多竹简。所以这个判定方法,应用范围会非常广泛,很多竹简得以复原了本来面目。 

比如前面提到的《容成氏》。它的第35号简,本来是两枚残片,由整理者合为一简。但后来有人发现,35号简的编绳位置,跟其他竹简的对不上,构不成一条线段。如果把两枚简拆开,把35B段放到3号和4号简之间,再把35A放到34和38号简之间,就能拼出一条完整的编绳横线了。

契口的威力,还不止于此。

上博藏有另外一篇楚简《子羔》,一共有14枚简,全部是残简。想恢复它的原貌,近乎是不可能的。可一次偶尔的机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发现一枚残简,居然同属《子羔》一篇。学者们就像是找到一枚失落已久的拼图,整个局面豁然开朗。

研究者发现,《子羔》篇的作者是个处女座,书写格式非常整齐。整册书一共用了三道编绳,每一枚竹简的第一道编绳(契口)上方,都不多不少写上八个字。

只有第11号残简是例外。它的第一道编绳契口上方,只有一个“之”字,显然位置不对。

很快学者们就搞清楚了。原来这11号残简,并不是独立的一枚简,它其实是另外一枚残简的一部分。他们将其拼回到另外一枚残简“也观于伊而得”的下方,这样一来,第一道编绳上方,就有了七个字:“也观于伊而得之”,再算上简首残去一字,正好八个字,与全篇格式符合。

同样的逻辑,中文大学那一枚藏简的第一道编绳,位于“乃”字下方,拼回到另外一枚竹简“三年而画于膺生”之下,正好也是八个字。

就这样,简文的真相,就在契口、编绳和文字格式的交错下,徐徐浮出水面。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契口并非是万灵药。比如说一册竹书十枚简,一共有十个契口位置。无论竹简次序怎么摆放,它们的契口位置始终呈一条直线,我们只能判断它们是不是一册所出,却没办法判定正确的排序信息。

《容城氏》也罢,《子羔》也罢,它们的次序考证,都是多方线索合力证明的结果。事实上,不止契口,前面说的那些侦察手段,很少能够单一奏效。往往需要多管齐下,多方交叉证明,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如清华简里的《傅说之命》,一共分为三篇。竹简长度统一在45厘米,简端同为平端。而且笔迹相同,平均一简字数是28,说明出自同一人之手。《说命》分为上、中、下三篇,根据简上竹节位置,可以分出《说命》上的1-5号简为一组;《说命》中的简1和简3是一组,简2、简4到7是一组;《说命》下则可以简2到7,简8-10分出两组——基本上咱们前面说的手段,全用上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所有《傅说之命》简的编绳契口位置,都是相同的,而且附近还有墨字被磨泐的痕迹——这说明,写作者是先写好竹简内容,再用绳子一片片编连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绳子不小心刮蹭了墨字,留下痕迹。

这个细节特别重要。

咱们可以想一下。你现在是古代的一位书吏,要写一份工作报告。你拿起一把空白散碎竹简,一枚一枚写,中间一不留神写错了一行字,刮掉太麻烦,干脆把这枚错简拿开,再找一枚新的空白简重写。报告写完,你将竹简按次序在地上摆好,用一把削刀依次在简上切出上下契口,用两道蔺草缠在契口上,每一简一结,最后编成一卷竹书。

而另外一位书吏则比较懒惰,他从库房里要了一卷已经编连好的空白竹书,拿笔在上面写。中间一不留神,也写错了一行字。但没关系,他可以从容地把这枚简上下两个绳结解开,抽出去,再换一枚新的空白简进竹册,重新打契口,再编好,继续写。

看出两者的区别了吧?

前者是先写后编,定稿在编连之前,所以竹册的编连一次成型,不会再有改动,

后者是先编后写,写作途中如果出现严重笔误,会抽换新简进来。这一替一换,新简的契口和编绳位置,就未必能和原来的竹册保持统一了——就好像你在嘴里镶了个假牙,怎么也不会如原牙排列那么紧密。

如果是先编后写的场合,就算契口和编绳位置发生偏差,也无法否定两枚简之间的关系——谁知道是不是重编过,这个手段的参考意义就没那么大了。

说到这里,特别要表扬一下秦国。

秦国虽然奉行法家,算是法国,但行事风格却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范儿,特别严谨。

睡虎地曾经出土过一批秦简,里面包括了大量地方官员的庶务档案以及法律文书,揭示出了一个富有细致、严谨的处女座官僚体系。

其中有一批简,叫做《为吏之道》,一共51枚竹简。顾名思义,是官吏的学习手册。这本书的简面上,分成了上下五栏,对的特别整齐。每一栏的文字上方,还划有一条浅浅的刀痕线。学者们靠这个指示,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排序和释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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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是因为秦法严格,官吏们在文书上犯了错,动辄要挨骂或罚款,甚至还可能受髡刑。官吏们为了避免犯错,把竹简上用尺子先打好格式,再往里填字。

《为吏之道》还不算什么。有一份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叫《政事之常》,居然用直、斜线在竹书上画成一个方形图表,对角处相交位于中央。正文分成三圈书写,内圈谈政事,中圈写注解,外圈是进一步阐释,简直玩出花来了。

说回正题。

所有的这些拼图手法,是历代学者殚精竭虑的成果,精妙、有效、洞察入微,可是……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

它们都存在一个缺陷:提供的线索始终是间接猜测,没办法直接、明确地告诉你竹简的次序。

这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香气、摆盘、食材产地和烹饪工艺来猜测一道菜的味道,可到底好不好吃,还是得亲自去尝一口才踏实。学者们一直在探讨,这些竹简身上,到底还有没有隐藏着一个更直接、更显著的简序判断方式?

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发现者更早出现。

1986年,湖北省考古队在荆门包山的一座楚墓找出448枚楚简,内容包括遣册、占卜记录和司法文书。在随后1992年发布的考古报告里,撰写者在讲完楚简概况之后,顺手提了一句“有少量竹简背面有刻刀划出的斜线,或笔划出的墨线,相邻的简可据此相接,有的则互不相关。这两种线,可能是在编联之前做的某种记号。”

当时包山楚墓出土的好东西太多了,无论是撰写者本人还是读者,都没对这个小细节过多留意。在接下来的近三十年里,这句话沉没在各式简牍研究的大海底部,默默无闻。

2010年,北大获赠了一批秦简,一共有763枚。北大如获至宝,立刻组织人手,对这批秦简展开整理工作。当时参与的学生里,有一个人叫孙沛阳,他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批秦简的背后,有很多刻痕和墨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批秦简交过来的时候,是裹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彼此叠压断裂,保存状况很糟糕。外表满是污泥,简面被氧化成黑色。如果是别人,可能就把这些毫不起眼的刻痕给忽略掉了。

但孙沛阳没有,他查阅了一下,查到二十多年前包山楚墓简里有着同样的特征,撰写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猜想。从此以后,孙沛阳脑子里隐隐约约有了一个想法,并开始着手调查。

到了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一)》出版,这是简牍学的两本重要资料书,提供了清华简和岳麓书院秦简的竹简高清图,供学术界研读。

更难得是,两本书里不止有竹简正面高清照片,连竹简背面也都专门拍了。

孙沛阳仔细研读了这些照片,发现在它们的背面,居然也有刻痕与墨线的痕迹——这绝非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规律。

随后孙沛阳在老师的帮助下,调查了其他一大批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简册背划线初探》。

忽略掉艰涩的学术推论过程,简单来说,“简背划线”是这样的:

前面说了,竹册是用编绳串成,很容易散乱,一散就得重新往回拼。这件事不光现代学术界头疼,对古人来说,也是个麻烦事。

怎样快捷地把散乱的竹册正确编连呢?

注意这个“快捷”二字。对古人来说,竹书是日用品,有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不可能像现代简牍研究那么慢悠悠地编连、释读,必须得有一个极其直观、简洁的排序指引。

清华简的作者,在竹简背后写了编号,可惜这个做法并没成为主流;岳麓秦简的作者,在简册上划一道横线,可这么做的参考意义有限。

好,横线不行,那斜线呢?

不知是哪位天才想出来的创举,他把竹册翻了个面,在简背拿起刀子或毛笔,斜斜地从左上角划了一条线到右下角。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别小看这一条小小的斜线,它彻底解决了竹简的排序问题。

因为斜率的存在,这条线在每一枚竹简上出现的位置都不同,只有把竹简排列成正确的次序,才能在简背看到这一条完整的斜线。这种标识方式设置简易、辨认简洁、排序清楚,完全符合古人整理竹简的需求。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可还需要验证。

为了确认这个猜想,他用了一个反证法。如果简背呈现斜线,能提供正确的竹册排序,那么如果有一册正确排序的竹册,它的背面一定也存在这么一条完整斜线。

于是孙沛阳找来了《岳麓书简》里的三篇《质日》。

《质日》是一种很特殊的简牍文本,它会列出当年的日期干支,然后在每一个日子下面记事——和日记的性质差不多。它的排序相对容易辨认,因为日期就是天然的页码。

这三篇《质日》的排序,已无疑问。接下来,只要把它翻个面就够了。(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孙沛阳还是先纠正了两处误排,才开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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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简背刻线,就这么展现在研究者眼前。

 紧接着,孙沛阳又检验了清华简。

清华简本来就有简序编号,次序并无疑议。现在在它们的背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刻线。尽管这些简并不完整,但只要通过调整次序和补入废简,就可以还原出刻线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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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在一双细心的眼睛注视下缓缓浮现。隐藏着上古秘密的简牍大门,竟被这一根细小的刻线撬开了一条大缝。

孙沛阳再接再厉,又检查了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北大藏汉简等多处收藏,找到了大量此前被人忽略的简背线,要么是用刀刻成的,要么是用墨划出来的。

这说明,简背刻线或墨划线,绝非某个人临时起意而为,而是一种通行的简序标记方式。

这个发现,对研究者的意义太重大了。

中国现存的出土竹简数量庞大。可以想象,有多少此前无法解读和编连的简牍,会因此而拼合复原;有多少难以索解的重要文献,会因此得以重见天日;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多少空白,会因此而得以填充补完。

有了这么一个参照物,学者们从此玩简牍拼图游戏,就可以尽情作弊了。

这个发现,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最关心古文物学术动态的,除了研究者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造假者。

他们为了伪造文物贩卖高价,会关注学术上的每一次突破,并以惊人的效率弥补缺漏,力求真伪莫辩。

举个例子。原来的青铜器造假,只要注意形制、锈蚀等方面就够了。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学者们可以借助显微和透视设备,去观察铸造时留下的范缝、芯痕等痕迹,甚至能看到分子级别的材料构成,这让旧有赝品无处遁形。没想到造假者紧跟潮流,把小件真品青铜器打碎成原料,铸成大型赝品上去,设备就无能为力了。

简牍也是造假重灾区。最常见的手法,是在真正的空白竹简上伪造墨字。书写者对古文字理解透彻,下笔有典,经常连专家都要中招。

所以各个研究机构重金回购的简牍,都会面临真伪的争议。

在孙沛阳之前,从来没人注意过简背刻线与墨线的存在,学术界完全没展开过讨论。

学术界都不知道的事,伪造者自然无从得知。他们在伪造简牍时,更不会想到要在简背下功夫。

也就是说,如果一枚竹简的背面没有刻线或墨线,它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如果竹简背后能拼出简背刻线或墨线,则是真品无疑。

这个发现无法杜绝以后造假者的模仿,但它替一大批现存的竹简验明了正身,消除了真伪争议。从此研究者们可以放心地去钻研,这是大贡献、大功德。

孙沛阳的这篇论文发出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很多学者纷纷用这个发现去验证,收获丰硕。

比如在清华简里,有《赤X之集汤之屋》《尹至》《尹 诰》三篇,共有竹简 24 支。它们无论形制、尺寸、笔迹都完全一样,契口和编痕也位置相同,内容都是叙述伊尹与汤的事迹。哪枚竹简属于哪一篇,如何分配排序,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

现在有了简背刻线,这事就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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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就能看出来。三篇文章的简背划了三条斜线,斜率都不同,这应该是撰写者做出的记号。把三条斜线拼完,三篇的正确排序和分界也就一目了然了。

《岳麓秦简》也因此获益匪浅。他们的收藏里有一套《为狱等状四种》,是秦代的案例合集。学者利用这个最新的发现去检验,发现据简背划线编排竹简,以及根据简文内容来编排竹简,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简序几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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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陆陆续续的发现,证明“简背划线”在整理古代文献时的威力。一扇扇紧闭的竹简大门,被这一把万能钥匙轻松扭开。

当然,这个发现也并非全无缺陷。

比如在《岳麓秦简》里,就出现过划线连贯但简文不连读,或简文连贯但划线却错开的情况。有一枚编号叫1471号的竹简,甚至背面还发现了上下两条划线。

《清华简》里也有类似的例外。之前提到《傅说之命》篇,上篇的1-5号简背有一条连贯的划线,但6-7号却没有。中篇的1号简和3号简,划线连贯,而2号、4号-7号背面则没有划线。下篇的九枚简则干脆没有划线。

这两篇文献的简序,从简文来读是没有疑问的,划线却不连贯。说明正确的简序和划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

孙沛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研究时曾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划线位置,和竹节之间有联系,而且相邻两简之间的划线,总是微微错开,不贴合。

于是他做了一个推论:也许古代工匠是先截一段竹筒,然后绕着竹筒划出一条斜线,然后再劈成数枚竹简。

换言之,工序是1在竹筒上划线;2 制空白简;3 编联;4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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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者在空白简上写字时,简序肯定是按照划线的顺序排好。但写文不可能一气呵成,中间肯定免不了错写漏写。碰到这种情况,他会把错简抽走,再拿一枚空白新简替换进来。

一经修改,原有的简背划线便被破坏掉了。

所以像《傅说之命》那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简册经过了多次修改替换,才导致划线不规律。

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简序和划线不统一的问题了。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在清华简和岳麓秦简里,同一处竹简既有编号,也有刻线,何必多此一举?

刻线真的是古人为了简序而做的吗?还是别有用处?

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在圆柱状物体表面画一圈螺线,展开后还能保持直线,这个加工难度不小,也似乎没有必要。

比如北大简《老子》,如果按照划痕排列,有几根竹简会冒头,上端不平。如果是一个竹筒劈出来的,上端应该都是对齐的。如果是先把竹简制成,铺在地上压住再划线,是不是会更合理一些?

总之,简背划线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其中的诸多细节,目前还存在不少争议。

孙沛阳自己对这个发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简册背划线初探》结尾特意强调:“简册背划线可以帮助解决一些竹简编联问题。但是,古人并不一定每次书写都按序取简,也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竹简来写完一长篇文字。这些不可知的因素,说明简册背划线对于简序编排并无决定性作用。所以,虽然简册背划线有提示简序的作用,但只是辅助作用,不可以孤立运用。只有同时综合考虑竹简上的其他信息,诸如竹简尺寸、文字内容等,与简册背划线形态彼此互证,以简文通读为首要标准,才能正确发挥其作用。”

 

无论如何,简册背划线的发现,对于简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一把犀利的新工具,能够进一步揭开中华上古历史的面纱。而学者们在寻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睿智、洞察力和耐心,也十分令人陶醉——所谓的智识之美,即在于此。

在文章的最后,还是得老生常谈一下。

从很多的简牍考古报告里能看到:如果墓穴未被盗扰过,出土简牍很容易恢复排序。虽然它们的编绳朽烂,但次序还是保持原样。考古人员在提取时,会详细拍照、记录、编号,以供后来者参考。

而在曾经被盗过的墓穴里,简牍往往会被盗墓贼扔得到处都是,简序散乱,这种恢复起来难度极大,里面所保存的重要内容从此消失,再无复原可能。中华文明的其中一小块,从此彻底缺失。

盗墓和考古的区别到底在哪,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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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考篇目

简册背划线初探_孙沛阳

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_含帛书_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_张冬冬

_书_类文献先秦流传考_程浩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_朱凤瀚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_以清华简_书_类文献为中心_程浩

关于郭店楚简_六德_诸篇编连的调整_陈伟

郭店简_性自命出_的编连与分合问题_廖名春

简牍帛书格式研究_程鹏万

简牍文书编纂沿革考_赵彦昌

浅析简册制度的特点与应用_郑军

散見漢晉簡牘的蒐集與整理_上_趙寧

上博简_子羔_从政_篇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_陈剑

岳麓秦简_为狱等状四种_卷册一的_省略_背划线和简背反印字迹复原卷轴原貌_史达

战国简书收卷方式探微_贾连翔

周家台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_三十七年历谱简的重新编联_程鹏万

_容成氏_的竹简编连及相关问题_兼与黄人二等商榷_王瑜

北大简《老子》辨伪_邢文:

关于北大简《老子》的辨伪 与邢文先生商榷_李开

 

另外特别感谢@大意觉迷 大大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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