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初年,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突然被离奇封禁,这一封,就是几百年……​​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风光各有不同。假若要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弘大气,俨然一尊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隽秀,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千岛湖则是锦心绣口的大家闺秀……

在这一群俊男美女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

这真的不怪它。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人类霸凌史。

玄武湖的存在时间很长,它古称“桑泊”,位于楚国的金陵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金陵邑设置秣陵县。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于是也被顺便改名叫做秣陵湖,亦称钟山湖。

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有王气。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都难以长久

这个故事与史无征,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

整个汉代,秣陵湖籍籍无名,并没什么显著事迹。到了三国时代,孙权为了避自己祖父孙钟的讳,干脆废掉了“秣陵湖”和“钟山湖”这俩名字,叫做蒋陵湖——因为湖边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汉代驻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蒋子文。

孙权喜好奢华,为了修一条青溪,把蒋陵湖水借走了一半。后来孙权又大修宫苑,计划在宫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怜蒋陵湖已快被抽成湿地,实在伺候不动这位大帝。孙权没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宫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蒋陵湖又得名叫“后湖。” 

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饮马塘、练武湖,习武湖等等。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因为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个时候的玄武湖,面积是现在的三倍那么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左右,本用于编练水军。后来南朝帝王们觉得拿这种风景练兵太浪费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岛屿,模仿蓬莱、方丈、瀛洲,号称“三神山”,还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华林苑和乐游苑,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玩乐的绝佳地点,一时兴盛无二。

可惜好景不长。隋文帝南下讨平了陈朝之后,怕前朝余孽死灰复燃,便将建康城的宫苑推平,让农民在上头耕种。建康这个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于玄武湖,它离宫苑太近,也未能避开这场劫难。

它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代的颜真卿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地方官,在玄武湖原址设立了一个放生池。想想看,一个偌大的湖泊,居然被挤兑成一个放生池,这得有多凄凉。

李白曾有诗感叹:“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江州”,这个“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终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缩成一团,默默无闻。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时代,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样喜好奢华享受,玄武湖这才被重新疏浚,勉强恢复成昔日风采“名目胜境,掩映如画”的风采。

有一次,一个叫冯谧的宠臣对李后主说:“当年唐玄宗赏赐了贺知章三百里镜湖,传为美谈。我退休的时候,只要这眼前的四十里后湖,也就够了。” 李后主没吭声,旁边的宰相徐铉讽刺道:“天子对贤士一向慷慨,区区一个小湖送就送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惜没有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值得赏赐啊。”

冯谧:……喂!

玄武湖:……喂!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又开始走霉运了。这次它迎头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宁府担任知府,办公地点正在玄武湖旁边。他是个出了名的务实主义者,每天看着湖边胜景,觉得闹心。这风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太浪费了。于是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建议排空湖水,改为农田。他算了一笔账,将这个湖填平,可以多得两百余顷好田。

这种好事,朝廷自然无有不允。就这样,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开十字河,立四斗门,可怜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为放空,化为一望无际的农田。只留下十来个小池塘,仿佛它眼眶中满盈的泪水。

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被干掉了。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特意写了一首《书湖阴先生壁》以资纪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两山是钟山、覆舟山,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成为了“护田绕绿”的条条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对城市规划缺乏了解。没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一下雨就涝。这个麻烦从宋代一直持续到元代,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两次重新疏浚,在钟山附近开河道,重新蓄水还湖,才算让玄武湖稍微缓过来一点。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之后,他着手对玄武湖——那会儿官方名字称为后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复到最盛时三分之一的格局,够资格重新称湖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身伤痛的后湖挺高兴,觉得自己总算否极泰来。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会在我这儿建个行宫林苑什么的吧?过去的奢华好日子,眼看就要回来啦!

它没高兴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离奇的命令:封湖。

随着皇帝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冲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硬是在京城脚下隔离出了一块戒备森严的禁区。

也许只是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这样猜想。

它万万没想到,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将近三百年,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终明一代,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几乎成了大明51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明朝廷如此大动干戈,把这座命运多舛的湖泊封禁如此之久?

是风水考量?是灵异作祟?抑或是湖底镇压着什么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对。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得先牵扯出一个历代帝王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大题目。

第一章 天下透明

让咱们先把视线稍微放远一点,从公元前二零六年的咸阳说起。

在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阳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说鸿门宴,它是件大事,而且还没发生。

这件小事与鸿门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但对于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乃至后世来说,它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刘邦抢在其他诸侯之前杀入关中,兵临咸阳。秦三世子婴手捧玉玺出降,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这群沛县穷汉进入大秦国都之后,立刻被其繁华富庶迷花了眼,纷纷冲进各处府库去抢金帛财宝。就连刘邦自己,也赖在秦宫里不愿意出来。这里多美好啊,有精致滑顺的帷帐,有名贵的萌犬和骏马,有琳琅满目的宝物,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女。

在这场狂欢中,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他叫萧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知道,对于这个新生政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来到大秦丞相、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这里门庭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

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分类,然后一一打好包。

没过多久,刘邦去鸿门参加了一次酒宴。回来以后,他一脸晦气地吩咐诸将收拾行李,准备退出关中。紧接着,项羽大摇大摆地闯进咸阳,他趾高气扬地告诉刘邦:“你去汉中当个汉王吧。” 然后把三个秦军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封在秦岭北边,牢牢地镇在汉中与中原之间。

刘邦大怒,汉中又小又穷,道路险峻,再加上这么三道枷锁,明摆着不打算让自己翻身啊?他心想,干脆赌一把,带兵去跟项羽拼一场算了。周勃、灌婴、樊哙几名部下轮番相劝不果,这时萧何站了出来,问他:“去汉中称王,跟死相比哪个惨?” 刘邦说:“废话,当然是死更惨。” 萧何说:“现在咱们跟项羽打,铁定是百战百败,纯属作死;您何妨学学商汤和周武,先去汉中隐忍一阵再说。”

刘邦看着萧何,觉得他话还没说完。

随即萧何讲出一段详细规划:“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估计刘邦听完这话,肯定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纠纠老秦。

自商鞅以来,老秦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要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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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来说,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一瞬间,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成都的蜀锦产量还是琅琊郡在始皇二十八年的丁壮总数,翻阅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翻阅一下,如探囊取物。刘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汉中,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到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此即所谓“大势”。

萧何在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司马迁为萧何这个行为做了总结:“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刘邦偶尔犯混,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 ——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刘邦不再执着于跟项羽争霸,收拾行李高高兴兴出发了。抵达汉中之后,他拜萧何为丞相,主抓内政,坐镇后方。没过几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揭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

在漫长的中原争霸期间,项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无敌战神,每一次挥动武器,都把刘邦伸过来的藤蔓砸得粉碎。可这些藤蔓的根部紧紧吸附于大地,源源不断地从土壤里榨取营养,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长、伸展,纠缠,韧劲十足。

慢慢地,战神开始疲惫,藤蔓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它们被打碎了无数次,可总能卷土重来。战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却惊讶地发现早已无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满……接下来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说那些名将是藤蔓的枝,那么萧何就是藤蔓的根。

“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 这是刘邦给萧何做的工作总结。这些工作没有冲锋陷阵那么华丽激烈,也没有运筹帷幄那么惊艳烧脑,只是无休止地和数字搏斗的琐碎。它没法保证汉军在战场之上连战连捷,但可以让汉军在战场之外始终不败。

于是项羽百胜而后一败,刘邦百败而后一胜,江山遂告易手。

刘邦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他称帝之后,论功行赏,把负责后勤工作的萧何排在了首功。

若没有萧何当初从咸阳果断运出那一大批无人问津的档案,这种奇迹般的运营效率简直无法想象。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户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

当然,这些咸阳老档也并非万能。

秦末战乱时间太长,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刘邦自己下的诏书里承认:“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这个“名数”,颜师古解释说这就是“户籍”。“不书名数”,是说老百姓都跑光了,户籍管理体系已然崩溃。

咸阳老档可以提供一些历史数据以资参考,却没办法继续更新数据。

但不更新又不行。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维持一个国家,比占领一个国家更难。

新生的汉家王朝想要延续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数量,把流民赶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税基;有了税赋徭役,政权机器才能运转,实行有效统治。想做到这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户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绝对不行的。

这个难题,刘邦自然而然交给萧何去解决。

高祖四年,项羽在乌江的尸骨未寒,萧何便迫不及待地动手搞了一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初为算赋”,然后以此为基础,搞出了一套叫做《九章律》的法典。

这个法典是以秦六法为基础,在“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之外,又补充了“户律、兴律、厩律”三部法律。这其中的“户律”,正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架构出一套户籍制度。

这套体系展开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话题。简单来讲,汉户律“计家为户,计人为口”,以一户作为基本单位,户籍要开列户主以及家庭成员的籍贯、爵位、年龄、性别、相貌肤色、健康状况等,还要对家庭财产进行登记:一户有多少田亩、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写明。

该户的赋役数额和户口级别,皆据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还要向当地官府主动申报户口变动情况,谓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级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数量、年龄、垦田、税收、官吏数量做一个统计,乡里交县里,县里交郡国,最终汇总成“计簿”,再派专人递交中枢。

中央这边接到“计簿”,由御史先审核一轮,确认数字没问题,再提交给丞相。有了这些数据,朝廷一方面可以保证税收,也可以籍此控制民众流转,进一步增强中央集权。这都是秦法搭建起来的运作框架。

确定了田地数量,税赋就有了出处,确定了人口数量,徭役就有了来源。这两样掌握住,政权就稳了。用《大学》里的话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这套体系不光让西汉渡过了初期的难关,逐步走向强盛,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

自汉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每一个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独特的户籍管理体系。比如东晋分本土黄籍和侨民白籍;唐分天下户口为九等,三年一团貌;宋代有常产主户和无常产的客户,又分坊郭(城市)户和乡村户等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细节如何变迁,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始终不曾偏离萧何的《户律》精神,总结下来就八个字——收税有据,束民有方。

一个政权掌握的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越稳定。

因此我们会看到,历代王朝肇造初始,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括阅天下,修造版籍。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规则设计完备,资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儿。比如刘邦,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很快便能进入状态;司马炎运气更好,魏蜀吴三国皆袭用汉制,三分归晋之后,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帮它“大索貌阅”,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照单全收便是。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做“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户、葡萄户;还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但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Excel和Access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十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的,元代的户籍管理却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章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多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呐,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和尚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他在南直隶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做“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衷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 ——这是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在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须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没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 “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贴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订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封圣旨,郑重宣布户贴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始见于南齐,从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封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骊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叫做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是忠臣,你的意见很重要,可你他妈的能不能说话简洁点?” 后来朱元璋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是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抛开文风不说,这份圣旨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贴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贴制到底是干什么的?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一份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做户贴式。

户部规定:“户贴”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

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订的。

早在晋代,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而是卷轴装。每张纸之间左右粘连,形成一条长幅,因此宽度不限,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

到了明代,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页页相叠,因此需要把长、宽都规定出来。将长度定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种从古吧。

看完尺寸,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

在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儿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贴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手办、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贴,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贴,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做籍联,次一联叫做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有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贴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依照样本批量印制,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并规定了缴还时间。

第四步、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这个提调,是临时差遣头衔,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晓谕百姓,让他们早做准备,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

接下来,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亲自坐镇监督,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

第五步、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百姓大多不识字,需要口头申报,小吏当场填写资料,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做保。三方确认无误,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带回衙门,与其他籍联汇总;剩下的户联部分,交还百姓自家留底,叫做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总以及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份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会变成透明起来。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么?

老朱对于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居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做“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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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贴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从中缝左侧开始,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女子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

           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右半边:“加字壹百玫拾号。”  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凭此作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有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止要看田地多寡,还取决于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到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己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贴里当然看不到。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因为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四年推广户贴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打算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嘛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泡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饬,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那一次核田,只有事关税赋命脉的浙西地区,朝廷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督查;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出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 遂不克竟”——楞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听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名,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也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形势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特意强调过:“国初定赋,止据一时一地之荒热起科,初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也。”

当然,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如果硬要强行清田,也未尝不能。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天下初定,民心未附,这么一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呗。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贴大登记中,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这根高压线。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官府做个账面统计,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也得有个参考吧?

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以产量来估田亩。割麦子的时候,三捻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则为一担谷。拿着个经验公式推算,肥田每亩收谷四担,瘠田两担,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

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北方物候不同,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叫折亩法: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叫做税亩,好地一亩顶一税亩,次一点的地,两亩顶一税亩,再次的地,三亩才折一亩。通过这种做法,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后来到了明中后期,折亩法被发扬光大,通行全国,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还是诸城的折亩法,都是折衷之举。朝廷无法核田,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只好暂时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

朱元璋退的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户贴给推行下去。他甚至还主动下诏,鼓励垦荒,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听,好啊!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新田地还不用征税,那还不多干点?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生产力迅速恢复。

至于户贴,行吧,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反正是免费的。

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要更长远。

他们不明白,户贴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只要人锁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陕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 ——听起来不错,从十三年开始的垦荒土地可以不用交税,但再仔细一想,洪武四年到十三年期间农民开垦的田地,可就得算进赋税里了。

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

通过户贴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技术层面不存在问题。

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既缓解了基层情绪,又推行了政策,还锻炼了队伍为以后埋下伏笔,可谓前后勾连,一举数得。这般手段,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户贴推行十周年——国家又一次卷土重来时,百姓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负户贴之枷,面对虎狼之吏,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

真应了那句话,税收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

林荣一的家庭地址,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注意这个“民”字,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是“民户”。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贴里,我们还能看到“军户”、“匠户”等分类。

等一等,匠户、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原籍报抄”,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益之计,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还有这种鬼东西?

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是一种历史大倒退。本来在宋代,因为经济发展迅猛,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比如“客户”是没有常产的户籍,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就可以“复造”户籍,从“客户”转为有常产的“主户”。

元代可不敢这么干,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紧越好。职业户制下的民众,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不可变易。

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干嘛学坏的?

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原因很复杂。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牵涉复杂,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贸然废除职业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申明效力,让职业户各安其位——先稳住再说。

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一来二去,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以卫所为单位,直接落地变成军户。闲时屯田自给,战时赴戎。而军人的子弟,世世代代也是军人。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也不用征饷,军队自给自足,不惊扰百姓分毫。

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军户”。

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民户、军户、匠户、灶户。民户归户部管,军户归兵部,匠户、灶户归工部。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

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贴大登记中,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不分户种,就地入籍。”

 “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

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

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稳,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目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

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有一位户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如木之根,水之源,木有千条万条,总出一根;水有千枝万派,总出一源。任由千门万户,总处于军匠民灶之一籍。” 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也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

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

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觉得太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一代代传了下去。

不清田,职业户,从上叙两处细节可知,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贴里埋藏的用意,实在深若渊海。

这一次户贴大登记,从洪武三年底一直到持续到洪武四年底,前后整整一年。因为策略务实、设计周详,加上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

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总注册人口数至少在五千五百万以上。

这五千五百万人,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愿意,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掌控力远迈从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这对于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觉得大功告成之时,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户贴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人口会增长,田地会变化,从此以后,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每十年要再重新造册。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铺垫罢了。

真正的大戏,要等到十年之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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