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文在线
  • 百文一周谈
扫码关注百文在线
发现阅读新方式
了解更多趣味内容

大明初年,南京城外的玄武湖突然被离奇封禁,这一封,就是几百年……

 

第三章 天下第一档案库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司,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做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做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矩)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本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上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中书省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很快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在洪武十四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于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五万三千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本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长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都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要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回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所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叫做老洲、荒洲、仙擘洲、龙引洲和趾洲,对应如今的环、樱、麟、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州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李煜囚禁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在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清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也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合适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四周皆是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之用。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就已经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州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玄武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立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石界。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这些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哩喀喳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去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秉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资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于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质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做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他。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最大限度能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在黄册库里,是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做架阁。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按照布政司、府次序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到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阁架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宽各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管理人员还要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定期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不能晾晒,因为黄梅天太潮湿;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他们在每一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檽,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杆上晾晒。

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升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以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就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后来到了正德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管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州跑到环洲。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是来自五湖四海,必须得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才能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代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还要用一条长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 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那会儿,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本来永乐也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于是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而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后湖藏天下黄册, 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没办法,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后来到了宣德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所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做“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但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个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个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的管理层第三顺位,叫做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这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不分轩轾的配置阵容,倒也符合档案库这种特别重要的冷衙门定位。

除却这几位大员之外,还有五十名监生、三十个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负责日常晾晒黄册。匠役从应天府所属的两个县里征招,要求还不低。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则晾晒完黄册之后,都没法正确放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京城东、北二城兵马指挥司和沈阳左卫牧马千户所,三个军事单位各出一批歇操卫兵,昼夜沿湖巡视,驱赶闲杂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设一哨,严加防范。

户部十三司还轮流调拨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后湖与四面陆地隔绝,没有桥梁通行,因此黄册库还配属了三十七个船夫和十二条官船,负责与岸上的往来联络。但这些船可不是随叫随走的,平时都是停泊在太平门外,用铁索串锁在码头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谓之“过湖”。

过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岛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门外的湖口检阅厅,主事官员仔细查验其身份、凭信文书。无误后,由掌握钥匙的内监打开铁索,带队上船。当日济渡任务结束后,内监还得把船重新锁上,加上封条。

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 中洲守护绝通衡。” 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却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

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串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紘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么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饬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复。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抬,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么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

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紘的同事兼好友——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

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到湖水有升有降,疆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官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刻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怼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渔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也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做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如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做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的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 南京 )山川之美, 亡过于钟山与后湖, 今为皇陵册库, 游趾不得一错其间, 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有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一般情况下,国子监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名,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

(未完待续)

245 阅读 0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