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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驳费之议——帝国一角的繁荣性崩塌

曾经有人满怀感情地如此赞颂后湖黄册库:“后湖藏天下黄册,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大明的治政国策,乃是以贮存其中的版籍档案为基础,说这里是“国家重务”,不算夸张;而历代皇帝对于这个库房的重视程度,亦当得起其“万载根本”的地位。

可如此重要的一处机构,却从初建之时起,便面临着一个离奇的窘境、一个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困扰的千古难题:

没钱。

更准确地说,是户部从来没有编列过相关预算。在朝廷的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后湖黄册库开销”的支出。

这可真是离奇了。朝廷这么重视后湖黄册库,怎么会不拨款呢?

藏书的花费没有养兵那么夸张,可是库阁册架的日常修葺、管库人役的吃喝拉撒、器具船舶的购买整治、官吏监生的薪俸廪米,这都是要花钱的。更别说每十年一次的驳查,几百人在岛上起居消耗,开销更是浩大。

后湖黄册库自己不是生产部门,朝廷不给钱,日常工作怎么展开?

这事,得怪大明的总设计师朱元璋。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他务实的一面,也有一拍脑袋异想天开的时候。在户籍制度的设计上,他深谙基层弊端,手段施展得极有节奏,不出二十年便建成了一桩前朝所未能完成的版籍大业。可到黄册库建立之后,一涉及到钱,他却变得很天真。

朱元璋觉得,如果单独为黄册库编一笔预算,会导致开支总数上升,这笔负担最终会落到底层农民身上。他一拍脑袋,想到了个好主意。

在黄册库投入运营之后,朱元璋是这么安排的:所有的官员和监生相关支出,由国子监负责,如果不够,则由都税司以及江宁、上元二县补足;纸墨之类的文具支出,由刑部、都察院负责,不够的话,再由应天府补足。房屋、册架、过户船只、桌椅板凳之类,由工部负责添造修理。至于其他琐碎支出,则由户部负责。

一处花费,居然要七、八个中央和地方各个衙门来养活。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每个衙门的经费,肯定会有结余。把七八个衙门的结余汇总起来,便可以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养活黄册库。一不至于浪费各衙门的余钱,二不至于再从百姓身上征敛,多完美。

可稍有财务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完美的结构,运转起来有多么可怕。。

任何一个部门,在不涉切身利益的事情上都会消极怠工,所以KPI必须和他们的职责相对应。户部和国子监负责的部分还好,毕竟是本管业务。像刑部、都察院、都税司之类的机构,跟黄册库关系不大,凭什么每年给你钱啊?

朱元璋在世之时,这套“吃百家饭”的制度尚能有效运转。等到他一去世,各部门便互相推诿起来。

当初洪武爷制定的财务政策里,有这么一个“不敷”的规定:国子监的钱不敷——不够花的意思——就从都税司和江宁、上元二县调拨;如果刑部、都察院的钱不敷,就从应天府调拨。这么设计,是因为每个部门每年的结余款是不固定的,万一不够用,还有下家可以支应,总归有人托底。

朱元璋想得挺好,可他没预料到,这个却成了官僚们的一个完美借口。

官老爷别的不擅长,最擅长踢皮球。你想要经费?对不起,本部囊中羞涩,不敷开销。按洪武爷的规矩,您还是去别的部门问问看吧。

尤其是到了永乐迁都之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正管衙门都去了北京,偏偏后湖黄册库没有搬迁,还留在原地。于是负责供养它的那些部门,便从户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变成了南京户部、南京刑部、南京工部、南京都察院……

这套政府班子徒俱中枢虚名,除了户部还管着南直隶钱粮之外,其他部委的权势比地方衙门还不如,对待黄册库这个拖油瓶的态度,自然更差。

连南京国子监,都忍不住跳出来,给黄册库移了一道公文:“本监唯供给监生”。意思是,监生的费用我们承担,其他的可不管,你们自己想辙吧。国子监还来回扯皮,一会儿直接给米,一会儿折成银钱,总之给得极其不痛快。

南京部委足球队高举着“不敷”这面大旗,开始了精妙的传球。国子监推给都税司,都税司推给江宁、上元二县;户部推刑部,刑部推都察院,都察院推应天府,应天府呢,自然也往下甩锅,又推给下辖的江宁、上元二县。

供养黄册库的费用,被一层层挪移转嫁,最终尽数落到了江宁、上元两县头上。这两个县就在南京城外,离后湖最近。两县实在是推无可推了,只能含泪把负累扛下来,向基层征派。

这下子可苦了这两县的老百姓。

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查驳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而且岛上干活的匠役民夫,由两县抽调充任;笔墨茶菜炭纸等诸项支出,由两县办税承担,连祭祀湖神所用祭品,都需要两县官府购买三牲。

甚至监生所用肉食,都是由都税司派遣专人在两县路上巡检,看到赶猪进货的屠户就上前强行抽税,赶走几头——你还别小看这个税,后湖三天就得用二百三十斤肉,可想而知这税有多重。

如果只是日常开销,两县咬咬牙也能熬过去。但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驳查,这期间产生的费用,比日常支出要翻几番,同样也得两县扛大头。

这比天塌下来还可怕。

咱们前文讲过,从宣德开始,驳查时间越来越长,从起初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年乃至数年不完,成本也是直线上升。每次驳查一开始,江宁和上元两县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

咱们拿正德九年的驳查举个例子。

当期黄册自正德八年十一月开始驳查,至九年五月,一共查出十四万条户黄册有问题。

在这一年里,从上元、江宁两县雇佣了书手四十人,每个月工食银一两五钱;册夫四十人,每月工食银九钱;纸四万八千张,笔两千支,墨十斤,以及官员七人、监生两百人的各项茶菜炭药的日常开销,总计是一千四百两的开支。

听着是不是还好?虽然超期,毕竟也在半年之内完工嘛。

但你得知道,这半年查完的,仅仅只是整个南直隶十八府、州的黄册。它们分布在南京周边,最先运抵,至于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的黄册,还在路上没到呢。

光一个南直隶,就要半年时间、一千四百两的驳查成本。全国得花多少时间?用多少银子?成本妥妥超过一万两。

上元县有一百九十五个里,江宁县有一百零五里,两县合计三万三千户税基,哪里扛得下这么重的负担。更过分的是,黄册库的费用属于杂泛徭役和杂税,两县的正役正税并不因此而减免,负担更上一层楼。

这个坐落于后湖的黄册库,赫然成了盘踞在南京附近的一头吸血鬼、骆驼背上最后一根钢筋,致使“上元、江宁两县民穷财尽、流移逃亡,不忍其荼毒矣……一应里甲,物业荡然。” 有看不过眼的当地官员警告说:“若不通融议处,照旧独累偏造,则量县之民,靡有孑遗矣!”

朱元璋的初衷想要减少基层负担,可实在没想到最后却起了相反效果。

其实大明一朝的正税并不算重,真正可怕的都是这些临时加派的杂税杂役上。没有节制,没有计划,名目众多,上头无论有什么开支,最终一定会传递到基层,让百姓应接不暇,精疲力尽。

黄册库之于上元、江宁两县,算是明代税赋弊端的一个典型案例。

两县的民力终究有限,凭你怎么敲骨吸髓,也只能榨取那么多。黄册库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开销,想过各种主意,甚至还把主意打到了湖产上去。

比如黄册库会偷偷把湖产租给附近农民,自己收取田租。他们还曾正式向朝廷提出过申请,征集附近渔民进入后湖打渔,所得鱼鲜、莲菱等物的收入,用来修理册库。

可打渔才能赚多少钱?碰到开支巨大的时候,还是只能靠顶头上司——南京户部——去四处化缘。

比如说弘治三年吧。黄册库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二千九百本,其中六十四万七千两百本的册壳都烂了,需要重新装订。

这个是贮藏损耗,费用没法摊派到各地,只能黄册库自己出。

管事官员算了一笔细账。每本黄册,得用染黄厚纸两张,留出富余,一共要采购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两百张,每张用银三厘;还有装订用的绵索条数,也要同等数量,每条用银一厘。再算上人工杂费,一共是四千五百余两。

黄册库出不起这笔钱,去找南京户部要。户部习惯性地踢了皮球,行文给南京吏、礼、刑、工四部、并南京国子监、应天府、都税司、上元、江宁两县,让他们“照例斟酌取用”。可是谁都没理睬,都以本部不敷为由,踢回给户部。

就连最软的两个柿子——上元和江宁两县,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强硬态度。两县在上一年刚遭了灾,若接了这个差事,老百姓非造反不可。

南京户部头可大了,黄册库是本管业务,万一被御史风闻,参上一本“放任黄册损毁不理”,罪名可不小。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挖地三尺,看哪还有银子可以挪用。

最终还真让他们给找到一条路。

南京户部的下辖衙门里,有一个叫做“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收储着大批专卖盐货,以供整个南直隶地区用度。户部查阅了一下,发现此时仓库里还有五十四万八千六百斤余盐,不由得大喜过望。

按照规矩,这批余盐会变卖成银钱,给南京诸位官员发放俸禄,本不得挪借。可这时候户部也顾不得这些了,皇上您不给钱养活,须怪不得我们自谋生路。他们打了一个硬气的报告给上头,说实在没钱,不借支的话,黄册库的档案可就全完蛋了。

话都说这份上了,上头还能怎么办?很快皇帝批文下来,准许其变卖余盐,所得银钱挪用于纸张、绵索的购买。但皇帝还特意叮嘱了一句:“以后续收余盐,照旧折给官员俸粮,难准再用”——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

瞧这小气劲儿。

要说朝廷里没高人看出黄册库财务的症结所在,我是不信的,但偏偏就是没人愿意从根本上解决。没办法,祖宗成法,不好轻动,能糊弄就糊弄一阵吧。再说了,大明皇帝们普遍没有财务常识,他们只认准一点,省钱的就是好事,要钱的就是无能,谁会愿意为一个冷衙门去触霉头?

这种东支西绌的财务状态,一直持续到正德年间,终于达到一个极限。正德九年,黄册库又一次面临驳查之年。他们提前做了一个估算,发现整个驳查的支出,没有两万两打不住,不禁面色大变。

再不想点什么新办法,只怕黄册库就要破产了。

穷则思变,终于有一个叫史鲁的刑科给事中站出来,给中央献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其实只有两个字:“罚款。”

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监生驳查吗?从前驳查出问题,会打回原籍勒令重造,现在咱们不妨多加一条规矩:凡是驳查出了问题的黄册,当地主管部门要罚款,叫做“赃罚纸价”,又称“驳费”。这些罚款,都要交给南京户部转寄应天府,以后黄册库有什么开销,就从这笔钱里支取。

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

按照史鲁的说法,从此“不扰一人,不科一夫”,让两县卸下一个巨大的负担,同赞天子圣明。至于被罚款那些官员,也是活该。你要认真干活,又怎么会被罚款呢?所以这笔钱的来路堂堂正正,叫做“必取之于本分之中,求之于见成之内。”

朝廷一看好啊:不用国库动用一分银子,能缓解两县负担,又可解决黄册库经费,三全其美的事,自然无有不准。

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秉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

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

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集团,到底如何苟合到一起,又是如何盈利的呢?咱们还是拿王叙家举例好了。

假设王叙家又败落了,沦为一亩地两头牛的自耕农。这一年大造黄册,造册费用须由本里负担,里长一指王叙,说你家负责出钱吧。王叙说好,里长一拨算,说你出一两银子吧。

王叙一听,手一哆嗦:“一本册子才多厚?怎么这么贵?” 里长回答:“装订册子的赵记纸铺,是官家指定的,价格就这样。你要换一家铺子或者自己装,被户房驳回来,你自己掂量着办。” 王叙又问:“赵四家比我有钱,为啥不他家出?” 里长一乐:“他家儿子就是本县户房的主事,侄子是书手,你自己去说吧。”

王叙只得咬着牙,乖乖把明年换种子的钱先交了。造好的里册送到县里,赵主事翻了一圈,把书手叫过来,在册子里故意改错几个数字,交上去了。

这本册子一层一层送至后湖黄册库。驳查监生已经得了机宜,要严查错漏,以便多赚经费。他拿到这本里册,随便一看,里面就是一个大错。他兴高采烈地把驳语写好,打回原籍,连带着还有一份罚款单,说你们册子错了一条,罚一两银子。

罚款单送到县里,赵主事把文件收了,另外写了一份罚款单。然后他把里正和王叙家叫过来,板着脸亮出罚单,说你们里造的册子不合格,人家给打回来了,要罚款二两银子。

王叙一听就急了,说这是你们指定店铺造的,怎么会错?主事一抬眼皮,说这是中央发回来的,又不是我们有意刁难,有本事你去找朝廷说去。王叙说我连青苗钱都垫出去了,明年家里吃喝都没着落,哪去交这二两银子?

里正给他出了个主意:“赵四在放印子钱,你去借不就得了,七进十三出,便宜得很。” 王叙百般不情愿,可架不住赵主事吓唬、里正胁迫,不得不去借了赵老太爷的高利贷,把二两银子交了。

里正很快又找上门来,说重新修改过的里册也要收攒造费,五钱银子。王叙眼前一黑,说怎么还要收?里正冷笑:“这算不错了,只让你把驳查的那一页重造。搁到几十年前,整本都要你重造,那可贵了。”王叙穷途末路,只得卖了家中耕牛,换来银钱给里正。

里正转头留下二钱,把剩下三钱送进唐家纸铺,重造了驳查那一页,连同二两罚款交给赵主事。

赵主事收下二两银子,留下一两在囊中,还有一两上交应天府。后湖黄册库的人一查账,好,钱到账了,新页也审核无误,交割入库。

转年到了夏税之日,失去买种钱和耕牛的王叙,连交唐家利息都不够。他只有两个办法,就是把田地卖与唐家,卖身为仆或佃农,或者举家自尽。

在“驳费”链条里,几乎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有所获利。里正抽了二钱,后湖赚了一两,尤以唐家赚得更多——县里做官的赵主事留下一两;自家开的官府指定纸铺,赚了一两三钱;放高利贷,又是一笔利益,最后还成功地收购了王叙的田地。

唯一的输家,只有王叙一家。

这个例子是假的,但类似的真实故事一直在民间发生着。海瑞曾记录下淳安县的常例收入,其中赫然写有“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的字样,可见负担之重。

黄册库和地方官吏不需要面对面勾结,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稍做发挥,就会产生一层一层的涟漪,让利益顺着最有利的方向流动。上头得了利,中间得了大利,底层赚点小利,大家皆大欢喜。至于倒霉的王叙一家,并没人关心。

那么说回到本题,这个驳费,对于后湖黄册库改善经济状况有帮助么?

有,简直太有了。

每一条驳查罚银多少,史无明载。不过在正德九年,仅仅只是南直隶地区就有十四万户记录被驳回,全国怕不是要接近百万条。

即使每条罚银只有一毫,总收入也不得了。有一项记载显示,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后湖黄册库在这三十年里收了足足十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账目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

平均下来,一年收入五千六百余两。

这个收入水平,足堪应付后湖日常与驳查开支。黄册库终于摆脱了以往穷逼的形象,跻身新贵行列,扬眉吐气。

现存《常州府志》里载有一位常州籍的明代官员,叫徐常吉。在万历时,他担任南京户部给事中,负责后湖黄册库。府志里称赞他:“摄后湖黄册事,所入不赀,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录书数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为洁白。也就是说,徐常吉洁身自好,为官清正,从来不受贿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官员,显然都是“不皭而染”,可见一个个在“所入不赀”的后湖主官任上都捞得脑满肠肥。正德之前的后湖官员若见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晕在坟墓里了。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了一样想要更多的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错讹,片纸瑕疵”也不能放过。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的黄册如雪片一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俗话说,钱忌露白。后湖黄册库如今突然发达,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贪欲。这么一个没有实权的冷衙门,突然成了香饽饽,凭什么我们不能分一杯羹?

正所谓衙门无罪,怀银其罪。各地官府看到这么一头无力反抗的肥羊,还不好好大快朵颐一番?

于是各地官府,纷纷想方设法截留这笔解向黄册库的罚款,或者巧立名目,或假借挪移,或者申诉说民贫不堪承受云云。甚至还有地方官府说银子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可惜中途被盗匪给劫光。黄册库想申诉补送?没问题,先去找劫案发生地的官府吧,那是他们的责任;等黄册库找到当地官府,官府说等破案再说吧——这么一来二去,这笔驳银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蜂拥而来的秃鹫,黄册库十分愤怒,屡屡上疏,要求严惩这种“肆行侵渔”的行为。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的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一级到布政司的驳费解送工作。

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了。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的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得下去。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手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诉抗议。这种秃鹫争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的小手段变成了官场潜规则。

在一份万历十年的奏疏中,黄册库主管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要跟黄册库提出要求,四六分账。

王蔚大概是真气坏了,他不吝笔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笔大账。

比如南昌府丰城县应缴纳驳费四百三十七两九钱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两一钱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龙泉县,应缴纳一百九十二两九钱,只送来一百一十五两七钱四份,截留了七十七两一钱六分;袁州府宜春县,应缴纳一百三十四两,只送来八十两四钱,截留了五十三两六钱。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举个三个县为例。其实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县每一县——注意,是每一个县——的驳费截留情况,都写进去了。那篇奏疏里面,一大半全是各种数字的罗列,看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可这种举报有用么?

完全没有。

十一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滑,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 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这仅仅只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惟不关痛痒,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惟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端。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囊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惊舌。虽然天启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才有如此夸张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驳费是如何一步一步沦落成地方敛财工具,这期间又有多少“王叙”因此破产,然后投身造反事业。

王蔚告完状之后,说自己每次见到这个账目,都“不胜惊骇,拊膺热中,切恨该省当事臣工,故违擅留,不行尽解如此耶?” 还在奏疏结尾猛然拔高了调门儿:“后湖之用,又非一家之私费也,乃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也”——端的是正气凛然,大公无私。

这句话他还真没说错,后湖的驳费收入,不是后湖一家的,是天下人的。

按照这个逻辑,天下人都有资格用。或者按照官场逻辑,天下的衙门都是有资格借挪的。

地方官府挪得,难道中央部委挪不得?

嘉靖二十四年,对黄册库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年初,工部尚书甘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桥,造价估算十万两。以嘉靖那个吝啬性子,这笔钱是断然不肯出的。甘为霖没辙,听说黄册库手里还有十几万两结余,跑过去一张嘴就要借三万。后湖库有心不给吧,这事皇上已经御批了,只好咬着牙把钱给垫上。从头到尾,工部甚至都没提还钱的事儿。

工部走了以后,黄册库一算账,扣掉各种开销,库房里的银子只剩下五万六千一百两八钱四厘三毫四丝一忽——小数点后都称得这么精准,可见黄册库得有多不甘心。

没过两天,兵部又来了,说边务紧急,你们黄册库先借点钱来花花吧。黄册库没法回绝,只好又哭着调拨走了几万两银子。此时库房所余银子,只剩下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

工部、兵部心满意足地走了,户部又来了,说今年南直隶大旱,得出钱赈济,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调度一下吧。按说户部是本管上级,它的要求黄册库是最不应该回绝的,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存留备赈”之用。

可是黄册库的主管却是一脸苦笑,指指旁边:“要不您先跟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户部官员一看,哎哟,这位是提督南京织造太监……等等,南京织造是专供皇室织物的机构,跟黄册库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啊。

可再仔细一问,明白了。

原来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纻丝纱罗、织金彩妆、曳撒膝襕、胸背暗花五爪龙,订单数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丝料、金条、红花等原料费再加人工费,造价总共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南京织造恰好账上没钱,特来借黄册库的银子周转。

这可真是太“巧”了。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也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儿,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儿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针对漕运的竹木收税。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儿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里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晾晒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么?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忍看下面乱成一锅粥,偏偏就是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只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管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连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要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们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们必须得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整个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是保存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却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是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么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知道虚实。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后湖黄册库唱得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从此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等闲官员无法进入,抄册更是困难重重。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税案,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申请打开后湖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这些人费尽辛苦,才得以入库查询,可进去一看,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只好空手而归。(详情请见《徽州丝绢案始末》)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被虫子蛀坏了六千三十五本,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这才存了八年啊,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有人怀疑,这么娴熟的手段,应该不是初犯吧?他们再往前一查,果然,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好嘛,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将该县经办官吏、里书等拿问惩处,以儆效尤。

这个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内,吉安县也属于做得比较过分的。他们县的黄册,无一例外,全是用劣质纸张粉饰而成,面糊壳面装订。到了覆查之年,一县之册全数化为飞灰,一本都没剩下。看过前章黄册攻防战的读者应该可以推想,当地的税役弊情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杀完了鸡,朝廷决定勒令各地的猴子们重新攒造黄册,解湖收贮。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黄册虽然造得糙,好歹已经上交了。而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云南六个司一共五百一十七个缴册衙门,居然一本都没送到。

别忘了,这是正德七年的黄册,八年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发通知造黄册时,正德皇帝还在豹房里活蹦乱跳。如今皇上都凉了,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好几个月,这几个地方的作业还没交

朝廷发文下去询问怎么回事,地方官员严肃地回复说,我们遵照朝廷精神,严查严纠,务必不出错漏,所以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么办?只能要求“严立限期,务在日下造完……候批回获日,各官俸粮方须关支。”

我给你们停发工资,等活干完了再结。

这点威慑力,其实毫无用处。对京官来说,俸禄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撑,但对于地方长官们来说,缓缴黄册能捞到的好处,比那点俸禄可多多了。朝廷后来也反应过来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将解人家属监并,候批回获日,方须疏放。”

我把你家里人都给抓起来,等你交了作业再放还。

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头说说。转年到了嘉靖元年,朝廷又一次严抓黄册攒造事项,只提了“停俸”这么一个惩罚措施,可见地方阻力太大,绑架亲属这事无疾而终了。

好在此时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数,不敢太过造次,陆陆续续把黄册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库。六年之后,再开册库复查,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黄册,虫蛀坏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简直毫无改善。

不,准确地说,还是有点改善的。

在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对于这一事故的经手造册官员予以严惩,罚俸一个月。

嘉靖之后,这种拖延症也没好转。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黄册库的官员做工作报告,说各地还有许多县拖欠着嘉靖三十一年、嘉靖四十一的黄册没交,至于隆庆六年那一期新造的黄册,对不起,皇上,到现在才交上来三分之一不到。

这种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是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重大危机,出言提醒:“上界之驳语黄册不到,嘉靖四十一年里书之奸弊已泯没不可究;今次之赋役黄册不到,隆庆六年见在之丁产又散失而无所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愈久而册愈湮,册愈湮而造愈难。”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是没什么用,想整顿地方黄册的纪律,可不是朝廷几道语气严厉的诏书就能搞定的。

万历十一年,黄册库主官余懋学决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开库查验,愕然发现这些黄册的格式、内容错谬极多,不胜枚举。余懋学举了一个特别混蛋的例子:

扬州府兴化县递交的黄册,里面有三千七百余户,户主年龄个个逾百岁。

这当然不是因为扬州的水土,能为老者续几个弹指的寿命,而是当地暗用诡册,用这些僵尸户予以寄财——而这不过是余懋学随手一翻的结果而已。其他没检查出来的弊病,还不知有多少。

余懋学上书痛陈,朝廷亦是从善如流,下令整改。没过几年,下一任主管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内容几乎相同的奏疏,说了几乎相同的问题,朝廷的态度也特别坚决,文书唰唰地往下发。问题呢,还是依然故我。

类似的故事流程,每几年就会轮回一次。先是管事官员上书痛陈册籍损毁严重、解送迟滞、驳查拖延,局面十分严峻,然后是朝廷下令严查,最后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回炉重造。至于何时解送,只有天晓得。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黄册的问题——就像大明的其他问题一样——已经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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