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乾,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降低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然,反而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 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做“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飘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做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号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说“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嘉靖二十九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万文彩如此警告道:“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聚散,国计之盈缩,恒必由之,诚必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做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立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  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一直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只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黄册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而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就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用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辞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要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黄册的全名叫做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嘛?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于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好吧,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适用——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而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到土司辖区里去。

从这段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此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波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着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句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复:“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复,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应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应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他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管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能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应魁一案,是掀在明面儿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秉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它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其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就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如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之后,到了顺治十三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作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们“遥度”的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性格,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却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塞,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却还没彻底终结。

在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们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棉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们、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抟黄土,可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一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涨。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钜、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手掌,不许乘机抽毁,致稽难考。”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嘛用,便暂时搁着。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得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册库里变卖了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这首诗,可以算作是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湖泊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的与世隔绝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捡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册库的日子。

尾声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需要介绍。

弘治年间,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赵官的小孩。他听在中原做过官的长辈讲,金陵城边上有个后湖,后湖里藏着铜版册,不是公事的话没人能进去,普通人只能远远望着,俨然如仙山一般。年幼的赵官将信未信,但印象极深。

到了正德六年,赵官进京赶考,一举考中了二甲第一名,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他被分配到了南京,担任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童年的幻想,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奇妙的命运境遇,让赵官惊喜莫名。

大概是因为多了一层童年的情怀,赵官对后湖黄册库格外上心,一到任便做了几件大事:将厨房从中洲转移到荒洲,制订了严厉细致的防火条款。全靠他打下的基础,后湖黄册库二百余年运营,不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他还积极上书,要求改善驳查监生生活环境,严查黄册舞弊等等,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

赵官太喜欢后湖了,他觉得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册籍库,如果不为它写点什么,未免太可惜了。用赵官自己的话说就是:“惜历年既远,诸例散逸、磨灭,而莫肯为之志者,使夫有事于湖者,茫然无所执持,懵然无所遵守。”

赵官找到一位叫杨廉的学者,说我打算为后湖修一部志。杨廉是在《明史》里有传的大人物,也曾担任过一任后湖主官。他对赵官的这个想法大为赞赏,鼓励他说你来写,我帮你校订。得了前辈背书,赵官士气大振,叫上他的副手——眉州人赵济宽一起,利用工作余暇搜罗一切相关资料。

这件没有酬劳的业余工作持续了两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终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为《后湖志》,一共八卷。

此书名字虽然看起来像地理志,其实里面主要收录了黄册库的沿革掌故、黄册典籍变化、以及后湖主官与朝廷之间的奏疏公文往来,还附了与后湖有关的诗文二卷——与其说是后湖志,毋宁说是一部后湖黄册库史。

书成之后,赵官拿去请杨廉校对,不料却惊动了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叫罗钦顺。罗钦顺是江右大儒,号“整庵”,曾与王阳明书信辩论良知之说。他看到《后湖志》后,颇为欣赏,称赞说“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据,以适夫损益之宜,以谨厥藏,将永永无弊。” 并欣然为之做序。

赵官此举,也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万文彩、李万实在其基础上,增补了正德、嘉靖两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陆凤仪再次修订。此后万历、天启两朝,也有人不断增补,遂形成了现存的《后湖志》规模。可惜崇祯一朝,黄册形同虚设,后湖主官也没什么心思继续增补,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黄册最直接、最权威也最详实的一手资料。其他史书论述至此,要么概略一说,语焉不详,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义,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细到册库工食如何分发、驳查监生吃饭如何解决、黄册纸里夹带了什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库银两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迹,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我在一次意外的机会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一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州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另外要特别感谢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让吴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记住。

附部分参考论文如下:

何柄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明代粮长制度》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    《记明代赋役档案_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    《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

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

赵金敏:《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宋菲:    《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

贾振民:《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

李源:    《赵官与后湖黄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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