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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挨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篓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山大。金汝谐希望这事不必闹得太大,县里处理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一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这还是在京城,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徒刑和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我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禁灰遂成废纸;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谅解”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

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二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

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故事时,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直。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儿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事,跟婺源龙脉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又是四年过去,已是万历三十八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接下来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官员,叫赵昌期,籍贯慈溪。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婺源人很震惊,朝廷怎么派了个半大毛小子来?再一打听,更震惊了。原来这个赵昌期是个超级学霸,他在万历三十年中举,那会儿才十岁。主考官见他太年轻了,怕有仲永之伤,劝他晚几届再继续考。于是赵昌期等到万历三十八年,才上京参加会试,并一举夺得三甲第二十八名,成为大明最年轻的进士之一。

(徐阶二十岁中,杨廷和十九岁中,成化年还有一位叫王臣的进士,年十六岁。明末还有一位乔庭桂,中进士仅十五岁,待考。)

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史书对赵昌期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年轻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不保龙,是真不行了。因为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的应天乡试中,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另外一个叫汪秉元,长居京城,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这自然是龙脉烧灰的锅。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 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却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甘结即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这个年轻人在策略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痛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亲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之后,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 ——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们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地域歧视大过天。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钱旧恨,足已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渡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个小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针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该归功于赵昌期。

比起谭昌言的委屈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不会有胆略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士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可巧今年有春闱。这一科殿试刚刚结束,祖籍婺源的考生汪秉元不负众望,位列三甲。虽然他是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可毕竟还算婺源人。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汪秉元的进士之位,和远在婺源的龙脉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不过到了下一届,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似乎回来了。

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在这一科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做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府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道理了。你看,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你看,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吧?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

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

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

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他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的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倒是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山,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濬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鹭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朘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緇布冠,“髦”是两侧垂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垂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

“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汇。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嚣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解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士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检查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徽州府、巡抚、巡按、兵备道一个不少,全发去了,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

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应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谁像冯开时这样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亦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她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儿,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们的批示没用喽?”

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詧,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

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詧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

记者:“……”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竖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不断地在狠狠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第二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致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四十一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为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拆毁逐一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也好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程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二五六,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都、察二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却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的一般,可PPT写的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自从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其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合着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捕、快两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么?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龙脉惊扰对婺源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孔,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囧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膴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列,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三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暘,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绾,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囧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囧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即参政,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混了一个曹郎。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管,赵曾但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时开,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 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都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徐良彦、朱一桂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仕途蹉跎。这若是算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算是一个。这位少年天才,在万历四十六年已然去逝,享年只有二十六岁。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 ,并没去渲染他英年早逝的事。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 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时,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波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管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刚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很有可能会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做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三月间在萨尔浒有一场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们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一位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右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达人。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款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五千亩盐卤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推。”

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更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撤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们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是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喫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然喫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得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言之不预”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二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因为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而且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去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的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就连在婺源监督保龙运动的汪应蛟,也被卷进去了——泰昌帝即位之后,将汪应蛟拔擢为南京户部尚书。红丸案之后,他感念先帝之恩,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期,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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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要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在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 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到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斩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

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是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南直隶的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南直隶巡按相当于是省高法的地位,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是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这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那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

看来官府真心想管,就能管得了;说是管不了的,那都是借口。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做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一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校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做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却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七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二十七名、余自怡是三甲一百七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六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们,士绅们的备极心劳、学子们的戮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做《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们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得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篡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只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而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到十七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

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_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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