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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必须一枪毙命

 

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的前夕,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

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他们相互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

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说:“向我负责。”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偾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挨个儿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

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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