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徐卫东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搓了搓脸问道:“看这样子,都知道了?”

“嗯。”为了确定宁志的传达没有误,我又补充,“退回社会呗。”

徐卫东坐到会客区的沙发上,对我说:“坐吧。”

我站在那儿没动,看着他,我觉得特别愧疚。我小声说:“给你添的麻烦很大吧。”

他一边泡茶一边说:“那和你没关系,你呢?什么想法?”

我忍住内心的憋屈,低头说:“服从组织分配。”

“屁话!”徐卫东停下手中的事瞪着我说,“就你这样的到社会上,不就是社会的负担吗?你告诉我你能干什么?连个巡逻的保安和老太太你都应付不了。”

“那当初还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我低声嘟囔着。

“放屁!”徐卫东喝了一声,站起身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选你出来是干吗的?是我眼瞎还是你心瞎?我他妈是选你出来当包的吗?天塌下来了吗?服从组织分配,组织让你去吃屎,你去不去?”

我被他爆发的样子搞得有点蒙,随口说:“组织怎么可能让我去吃屎?”

徐卫东牙齿咬得咯吱直响,狠狠地瞪了我半天说:“你怎么知道……”用手指点着我,想说什么又像是生生憋了回去似的,忍了忍气,“别说我,连宁志都想方设法地为你扭转局势,当大家都为你努力的时候,你自己却先放弃了。还服从组织分配,你在我这儿唱什么高调?”他调节了一下情绪,许久,才恢复了过去那种低沉的语气说,“我看跟你说也是白搭,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想法?”

我硬着头皮说:“我想留下来。”

徐卫东说:“任何岗位吗?”

我着实愣住了。我真没仔细想过这个可能,再说我如果答应,是不是会被调去某个单位当警卫,每天执勤站岗?

徐卫东说:“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

我本想问问任何岗位的概念是什么,话到嘴边就知道这个问题有些过分。

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有什么资格点菜?于是问了一个困惑了我很久的问题:“当时为什么选中我们?我们并不是最优秀的。”

徐卫东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嘬了两口茶,说:“因为,你们简单。”

我本以为他会说些“我有我的考虑”或者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我不确定这个答案我是不是满意,因为我意识到现在的我根本难以将其参透。用句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虽然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是觉得好厉害啊。

我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只听他说:“让你退伍,你干不干?”

犹如当头一棒,打得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好半天,我喃喃地问:“都退伍了,还干什么?”

徐卫东说:“能干的更多。”

我似乎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又不敢确定,只好小心地说:“我不太明白。”

他看着手里的烟头,缓缓地说:“之前你们只是脱下了军装,现在我要连你的档案都销掉,你还愿不愿意干?”

“愿意!”这次我好像闻到了一丝蕴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某种气味,这种气味竟然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徐卫东终于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最后他让我回去待命。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我简直是心花怒放——既然是待命,那就是说一定会有新的任务给我,那就是证明我并没有被抛弃。可当我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时,他又叫住我说,不是待命,是回去等我消息。一个“待命”,一个“等消息”,对此时的我而言,犹如亲历一次冰火九重天。

1996年在我复杂的心情中就要过去了。大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是庆祝新年的人们高兴的笑脸。而我像是一个高考完等待发榜分数的学生,又像是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在焦急、等待、猜测的各种不安情绪中煎熬着。

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清晨,我接到了徐卫东要求我火速赶往他的办公室的命令。

我知道,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

徐卫东一进办公室,从桌上拿起一沓文件丢给我说:“给你找了个接收单位,待遇不错,你签个字,过两天就能去报到了。”

我打开文件翻了翻,那是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我忐忑地问:“你说的,所谓退了伍能干的更多,就是这个?”

徐卫东把头从茶缸子里抬起来说:“不好吗?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

我说:“我不需要,就算去了能干什么?跟人谈买卖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做企划案?”

徐卫东说:“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学了!我学的是怎么闭着眼把一堆零件几秒内组装成枪然后对着靶子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中靶心;我学了全副武装翻山蹚河连着一天一夜连吃饭喝水都不歇脚;我学了没吃没喝只身一人在丛林里活下去;我还学了怎么赤手空拳把围攻的三五个敌人放倒;我学了怎么连着枪毙三个死刑犯还能没事人一样抽烟聊天;我甚至学了怎么用一双空手就把敌人杀死;我也学会了怎么在失去战友后从无止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我抹了把脸上的泪水说,“现在,

你让我西装领带地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考虑怎么为公司多赚点儿钱?”

徐卫东静静地看着我,我没有避开他的眼神,与他对视着,办公室里静得出奇。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他拿起那沓文件,当着我的面撕了,将碎片丢进垃圾桶说:“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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